1990年代，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兴起的新联邦主义原则下以州权为由宣告国会基于州际贸易条款的各项立法违宪而无效。
作为我国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地方设人大常委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而且也便于地方人大自身的活动。该《宪章》的缔约国已达47个，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地方单位普遍具有诉的资格。
③5个国家兼选第一（4甲，1乙）、二两类，其中1个附加第三乙类。最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地位类似，因此其受省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形式类似，毋庸赘述。从活跃的法律询问提出者迈向可能的法规审查要求者，这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来说将是实质性但绝非不可能的进步，而且功在千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方面，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管道与其他四大主体存在一定包容关系，另一方面，外国宪法中对地方议会提请资格所作的在其权限范围内的限定，对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几乎没有意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因此法律只能是审查依据，若法律确有违宪之嫌，省级人大常委会只能依立法法第46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而不能动用第99条的审查要求。
它是审查的启动装置本身，而不是旨在启动审查的装置。另一方面，多数实行集中审查模式的国家都授权法律细化和补充享有提请资格的主体，地方议会的提请资格即使未明确规定于宪法中，亦可能隐藏在相关法律中。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顾名思义，所谓终裁行为，至少也要保证一次裁决，哪怕是行政系统内部诸如行政复议之类的裁决程序，也必须要向相对人提供。[70]另一方面，只要是公权力行为，就有可能会限制相对人利益，这是由公权力行为超个人法益的本质决定的。如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决定为最终裁决。[26]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此类判决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譬如，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9条、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1条以及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3条，处理的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11]行政复议法第14条：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提起行政诉讼。
[80]大东区委党校课题组：《关于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现状的调查报告——大东区前进街道榆林村农民土地征收情况问卷分析》，《沈阳干部学刊》2012年第2期，第63页。[1]征收与征用二者之间虽有区别，但考虑到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时，除个别条款外，已统一将征用改为征收，而且在2009年行政复议法修订时也并未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3]换句话说，根据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对此类特殊的事项拥有最终作出决定的权力，行政管理相对人不服，不能向法院提出诉讼，司法机关也无权审查其合法性。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依据都会进入到行政复议程序之中，土地征收决定也并不总是会扮演依据角色。
这一认识也获得了部分学者的认同。[77]这两类裁决尽管都是终局的，但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都至少提供了一次救济机会。行政诉讼 引言 所谓土地征收决定，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经过批准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的一种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土地征收决定并不是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1款规定的复议前置情形。
[67]其二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利益，[68]二者看起来似乎与土地征收决定较为匹配。[32]由于土地征收决定的最低审批权限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一审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社会学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着以低成本方式推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直接目标，[46]而这决定了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具有天然的不对等性，司法活动所追求的公平与公正期待，也因而难以奏效，否则便会削弱地方政府动员土地租金收入和发展经济的创造性或自主激励机制。外国人违反本法规定，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以驱逐出境。
二、司法实践中的两类裁判 （一）微弱的否定性裁判 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土地征收决定并非一开始就被挡在法院大门之外，早年对其进行审查的案例，在重庆、[20]山东、[21]福建、[22]浙江[23]等地并不鲜见。[79]2011年南京市江宁郊区就出现过农民盼征收的消息。一旦土地征收决定被裁决违法，也就意味着后续行为都丧失了合法性前提。这是因为： 第一，行政诉讼法(1989)并没有此类专项规定，接纳条款是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新增的内容。即对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决定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大部分土地征收类案件，复议机关和法院都会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不具有利害关系、[81]超过时效[82]三大理由，从程序上予以驳回，实体问题基本都不会过问，即使存有明显的违法，也都置之不理。
[14] 但是，也有学者持截然相反的看法，[15]认为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欠缺土地征收救济模式。据此，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的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
而且，如果说土地征收决定是终裁行为，不可能或极少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利益。[30]现阶段，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高级检索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为法律依据，我们能够获得的大部分裁判文书仍然会做如下判断——征收土地的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
而且，集体土地征收是一项复合型行为，包含土地征收决定(批复)、补偿方案、两公告(征收公告和补偿公告)、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环节。这是因为，23号答复已经无法容于行政诉讼法(2015)第12条第1款第5项增设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接纳条款的开放文本。
截至2016年7月4日，以上述同样的检索方法，我们能够获得的裁判文书共计1119件。应松年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3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苏行终字第0002号。在这些环节中，土地征收决定是原始起点，是后期所有其他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和发生前提。
[11]由于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划归到终裁行为之中的，而且确有征用土地的决定的字眼，因此，理论界将土地征用决定理解成终裁行为，并不为奇。第二，土地征收决定不符合终裁行为的设定原理。
[20]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课题组：《重庆市土地行政征收案件调查报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3页以下。[49]因此，对于此类本来就毫无章法的征收纠纷，就难以套用司法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逻辑进行审读。
[64]对此，本文认为并不妥当：首先，专属权力是否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应由行政诉讼法明确，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任何一项条款予以提及。因此，对土地征收决定的司法审查，就不得不兼顾已经基于土地征收决定公定力而合法生效的其他行为。
但在司法实践中，主流裁判却认为土地征收决定是终裁行为，不可以提起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提供了大量的裁判依据，法官如果虑及土地征收的复合性行政行为问题，也可以在撤销判决、确认违法判决上来回游走。有关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如今，从对司法实践的观察来看，这一答复已经成为肯定性裁判的圭臬，所有肯定性裁判都会一字不漏地重申答复要旨，地方法院也频频引用答复充实裁判文书。
而且，截至2016年7月4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国内大部分法院仍然还在秉承这一立场。[71]徐玉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以下。
该款不涉及对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决定的复议或诉讼的问题，即该款并没有规定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52]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2015年5月1日之后，其仍然作出了8件肯定性裁判。
[72]参见前引[12]，胡建淼主编书，第60页。很明显，这种解释令人无法接受。
